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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公众了解中国的愿望增强，但英国媒体缺少驻华代表。英国政府内部就如何报道中国抗战也存在不同意见。军方出于战略考虑，主张通过媒体反映中国抗战的问题。英国政府为配合对华政策，决定引导媒体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持对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与声援，并进一步出台计划，鼓励对中国抗战的宣传。由此，英国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更加多面，开始对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因素有所关注。英国政府报道中国内部状况的谨慎态度赢得部分中国舆论的好感。尽管如此，战时英国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与报道未使英国政府的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改变。

　　近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华宣传和信息工作逐渐为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初步揭示英国政府部门在宣传中国抗战上存在不同取向，最终达成适度赞扬中国抗战业绩的共识，但较少关注战时国家宣传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包括在涉华报道上英国政府与报界的张力、英国对华政策与宣传的互动，以及英国公众对宣传的反馈和对华认识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英国外交部、新闻部档案和报刊史料，进一步考察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政府与报界对中国抗战的宣传与报道及其影响，以期拓展战时中英关系与国际宣传研究。

　　近代英国报纸长期占据传播媒介主流，二战前夕，虽然广播、电影等新兴媒体对英国的传统报业形成冲击，但仍有超过2/3的英国人每天阅读报纸。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及左翼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等英国媒体较早声援中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捍卫世界和平。英国报界派遣记者阿特丽（Freda Utley）、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贝特兰（James Bertram）等撰写纪实性文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报道中国英勇作战。尽管如此，英国公众对中国仍然缺乏深入了解。

　　1942年下半年，英国在中国后方缺乏新闻记者的问题凸显。11月，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施敏思（Stanley Smith）致电该部远东司的下属机构远东处巴特勒（B．D．Butler），建议英国新闻部督促《泰晤士报》尽快将同年离华的记者麦克唐纳(Colin MacDonald)调回重庆。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向英国外交部报告，麦克唐纳离开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由美国人福曼（Harrison Forman）兼任，《曼彻斯特卫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等报驻华记者斯坦因（Gunther Stein）是在重庆的唯一英籍记者，且他本人是德裔，路透社驻华代表赵敏恒是中国人。相较美国记者的在渝活动，英国记者较不活跃。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内部也对中国抗战有怨言。英国陆军部认为中国自盟国与日本开战后，压力大为缓和，英国却没有从两线作战中获得任何好处，“中国战场一直很平静，从未调动正规军发起对日进攻”。同时，英国外交部认为中国试图利用外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达成其政治目的。中国调解英印关系失败后公开反对英国，英国感到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受到威胁。一名消息灵通的美国记者曾于1943年6月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透露，英国人毫不掩饰地谈论他们对中国的不满，不仅在军事和外交部门谈，而且在新闻部门也谈。

　　1942年5月，英国媒体引用来自中国的消息称，中国军队进攻南京。《泰晤士报》刊登题为《中国人的勇敢突袭》的报道，称中国的游击队冲进南京中华门、兵工厂和火车站。《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评价中国军队此次攻势极大地鼓舞了盟国和沦陷区民众士气，建议英国正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相关报道通过路透社进一步向海外传播。为此，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经与中方确认，中国军队近期并未发动进攻，更没有攻入南京。虽然游击战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英国媒体所描述的影响。薛穆认为，中国的政府公报不应被过度解读，其出发点在于挽回面子和鼓励民众，中国事实上未能有效地配合盟国战略，牵制日本，但中国的政策和作战水平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同时进行的缅甸战役及军队装备等因素的影响。薛穆表示将对中国政府公报中的不实内容进行定期汇报，以便英国新闻界及时得到提示。5月13日，英国新闻部召开记者会，说明了英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危害。

　　6月，英国外交大臣向新闻大臣指出，外交部重视中国的士气问题，并建议新闻部适时向新闻界阐明英国对华政策，使其既不贬低中国的作战贡献，也不过分美化中国。同月，外交大臣向内阁提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备忘录，其中一节专门报告中国抗战士气及中国与盟国的关系，指出当中国的自信心不断膨胀，企图干涉远东事务并轻视英国时，日本正在包围中国，形势不容乐观。尽管如此，英国应鼓励中国抗战，尽可能支援中国作战，看到中国人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忽略他们的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表现。

　　对于军方的意见，英国新闻部远东司司长瓦莱特（J．de la Valette）表示，英国不应总是抱怨中国以夸大的官方公报为宣传手段，因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英国应重视来自中国的批评。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Ashley Clarke）则认为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批评很大程度源于英国对华宣传的不足。实际上，在军方的压力下，英国新闻部已于1942年上半年制定了关于中国抗战宣传报道的四项原则：1．不作美化中国的指示；2．准备一定数量的反映中国长期抗战所面临的问题的宣传材料；3．在有证据表明中方声明存在问题时，应秘密通知各新闻部门，给予相应的建议；4．坚持客观报道中国抗战，杜绝歪曲事实，并维护中国作为盟国的形象。随后，新闻部与外交部达成一致意见，就涉华报道问题与英国新闻界保持接触，但不对陆军部的提议采取进一步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的立场，也触及中英关系与盟国战略问题，引起相关部门的持续关注与讨论。熟悉中国事务的英国官员意识到，当英国短期内无法在远东取得军事进展或向中国提供实质性援助时，便要做好一段时期内中英“口头敌对”的准备。在此期间，英国的对华态度将左右中英长期关系。因此，英国需维持声援中国的政策。随着战事发展，英国也希望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报道，以配合其战略目标。

　　随着盟国对德战争的有利进展，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2年11月29日发表广播演讲，谈及盟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取胜，强调英国的作战决不止步非洲，英国将在新的战线发挥作用。丘吉尔指出，战争形势仍然严峻，但英军意志坚强，实力与日俱增，一旦欧战结束，英国将从速调动全部力量到世界另一端支援美国和中国的对日作战，并共同商议远东事务，达成解决方案。1943年1月，丘吉尔进一步向中国和美国承诺，如德国先于日本崩溃，英国会立刻将军队派往远东，以最大努力继续对日作战，直至最后胜利。

　　1942年，曾任英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熟悉中日两国事务的瑞德曼（H．V．Redman）出任英国新闻部远东司司长。1943年，新闻部制定《对华宣传计划》，不仅确立面向中国的宣传目标，也专门说明英国国内对中国抗战的宣传工作。该计划强调对华宣传的重要环节，是在英国国内发展对远东的认识，鼓励对中国的报道。该计划指出，英国公众对中国的情感掺杂了许多误解和偏见，部分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来源于文艺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或是历史上传教与商贸活动留下的经验，与现实中国并无关系。此外，中央宣传部无法在英国开展充分的信息和宣传工作，英国新闻部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英代表提供便利，并与其合作。这样不仅可以向中国示好，也可以作为交换条件，推进英国新闻部的在华工作，改善英国在华形象。

　　《对华宣传计划》确立了在英国国内开展中国宣传的三大目标。第一，促进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发展对华同情，坚定英国在远东作战的决心。该目标包括：说明中国抗战的成就，具体包括牵制75万—100万日军，阻止日本在沦陷区迅速发展，鼓舞远东民众；说明中国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在工业重建、粮食增产、难民安置、科教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成绩；说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除了盟国的支持，也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团结、蒋介石的领导、民众的意志和经济的分散性。第二，促进对中英两国远东利益的了解，为增进中英关系奠定基础。该目标包括：说明中英民众在爱好和平、崇尚民主、尊重传统、富有幽默感和求知欲等方面的共同点；说明中英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说明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理念具有兼容性，且远东战后秩序的构建有赖于中英合作。第三，展现英国公众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促进对华宣传。为此，英国的国内宣传应向中国媒体提供与英国在华宣传主旨一致的信息，主要反映英国对日作战到底的决心、英国对中国长期抗战的钦佩、英国赞同中国作为远东地区大国，以及中英之间共同奋斗与牺牲的同盟情谊。

　　《对华宣传计划》出台后，针对中国后方缺少英国新闻记者的问题，英国新闻部也致力推动报界派遣代表前往中国。瑞德曼判断，英国报界与官方一样了解重庆的情况，对于一份英国报纸而言，关于中国有三个尚可发挥的主题，中国的作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然而，中国近来几乎没有重大战役，也严格控制军事消息的发布，掌握中国的政治动态极其困难，的审查制度使本就不多的素材几乎不可能从重庆传递出去，而试图追踪和报道中国的记者或一无所获，或“惹上一堆麻烦”。因此，报界不愿投入人员和成本拓展中国业务。

　　此外，在英国新闻部的推动下，英国著名摄影师比顿（Cecil Beaton）于1944年4月抵达重庆，并随中国军队前往昆明、桂林等地，于6月末离开中国。比顿此行也获得英国外交部及薛穆的协助。经过英国驻华使领馆筹备，比顿此行拍摄的照片在中国各地展出。太平洋战争期间，除官方宣传外，来自中国的影像很少，英国公众对中国各方面印象极其模糊。比顿访华后，英国报界和出版业缺乏中国主题照片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1945年，巴茨福德（Batsford）出版社推出比顿的作品集《远东》（Far East）和《中国照片集》（Chinese Album），刊登百余幅照片，记录中国西南人民的抗日图景，在西方社会获得较大反响。

　　需要注意的是，《对华宣传计划》发布后，巴特勒向英国新闻部报告，认为该计划意在引导英国舆论称赞中国，而不在于发展一种关于中国的有见地的认识，故建议英国应将宣传的重点放在帮助公众为更多的付出与牺牲做好准备，而不是进一步点燃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以利于在战后问题的解决上贡献更多英国的智慧。另一方面，英国新闻部计划在争取新闻界肯定中国抗战的同时，展现英国舆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关注与期望，间接鼓励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亲英人士，抑制轴心国势力和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一主题也在英国驻华记者的报道中有所体现。

　　自1942年开始，虽然驻渝英籍记者仅有斯坦因一人，但他的多篇报道有力推动了英国国内对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认识。9月7日，著名国际学术团体太平洋学会刊物《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刊登斯坦因《中国一流法学家关于战后安全体系的提议》一文。这篇文章是斯坦因在采访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后完成的，介绍了王宠惠在战后集体安全方面的理念，指出中国尽管对国联感到失望，但没有放弃集体安全的原则，而是希望完善国联的制度。10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对斯坦因的报道发表评论称，重庆方面关于战后计划的讨论与华盛顿和伦敦一样活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中国更是意图在东亚发挥领导力，而重庆方面也意识到中国的内部状况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前途。

　　斯坦因的部分报道引起的不满。在《远东观察》1942年9月7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重庆展望未来》中，斯坦因介绍了中国内部对战后复员、工业、农业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指出中国的战后计划并非恢复常态那么简单，因为中国在近代不曾有过所谓的常态。盟国获胜将使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获得空前重要的地位，但中国是否能把握机遇，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尽快弥补在行政、金融、交通等方面的缺陷。中国对战后问题的态度对于战后谈判和英美远东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但在西方关于战后问题的讨论中鲜有来自中国的声音。该文回应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兴趣所在，但在文章刊出后，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电台拒绝播发斯坦因的新闻稿。该电台自1941年起，每周可供外国记者发稿一次。而一个月后，国际宣传处规定，使用国际电台对外播发的新闻稿必须在广播前24小时送检，如果播发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将酌情给予永久或暂时停播的处分。

　　中方电台禁止播发斯坦因的稿件后，斯坦因与的关系不断恶化。1943年6月，斯坦因避开中方审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转致《每日电讯报》编辑一函，报告严格的审查制度对其稿件质量造成较大影响，客观的报道几乎不可能通过的审查。斯坦因指出，政权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独裁，蒋介石听取的外部意见越来越少。此外，英美或已错失协助中国进行内部改革的时机，当前中国物资匮乏、官员收入微薄、行政低效、腐败盛行、士兵多数营养不良、平民负担沉重。尽管蒋介石决心抗战到底，但其地位或许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般稳固，形势随时可能急转直下，中国抗战存在崩溃的危险。另一方面，英国对中国的褒扬可能在短时期内鼓舞了中国抗战，却也助长了中国舆论批评和迁怒英国的倾向。

　　7月7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6周年之际，《曼彻斯特卫报》刊登斯坦因《中国的经济困境》一文，披露长期抗战对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治理现代化、财政改革、物价管控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同月，斯坦因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问，宋子文现身伦敦是否意味着英国政府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的承诺有望落实，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没有正面回应这一问题。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华慈（Erik Watts）事后评价，斯坦因缺乏新闻直觉和判断力，关于英国对华贷款的交涉已令中方有所不满，他的提问无甚价值，反而触碰到敏感问题。斯坦因与的摩擦是促使英国政府争取报界增派驻华记者的原因之一。

　　1944年，驻华外国记者与的关系日趋紧张。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呼吁放宽新闻审查。同月，英国驻华大使馆报告称，“外国记者招待所90%的精力放在争取访问延安上”。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行后，斯坦因作为成员之一，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访问，并与、朱德等领导人见面或长谈。斯坦因的采访报道稿件受到的严格审查，其中一篇报道仅剩“周恩来称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关于谈判有所进展、国共局势有所改善的声明有意误导中外民众”，以及“周恩来表示为赢得最后胜利，国共必须团结，国共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两句内容过审。

　　此时，适值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引发英国舆论的变化。1944年9月28日，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表题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演讲，指出中国虽获得美国的慷慨援助，但这一“大国”还是面临严重的军事失败，并为英军在同年缅甸战役中的不佳表现辩护。丘吉尔的演讲在披露军作战问题的同时，意在挽回英军的形象，但国民政府认为英方刻意将中国称作“大国”，并与中国近来的军事失利并列，故授意中国舆论对丘吉尔的演讲予以回击。为此，英国政府令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慰问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以肯定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平息丘吉尔演讲引起的风波。同年12月独山失守后，《曼彻斯特卫报》直言中国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英国多地舆论开始表现出对中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安，以及对是否全力对日作战的怀疑。这一趋势是受到斯坦因等英国驻华记者的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发现逐渐偏离英国政府关于宣传中国抗战的计划，并通过涉华报道反映国共关系、军溃败、通货膨胀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英国在同年出台关于有限报道中国内部问题的指导文件，要求宣传部门引导媒体以相对友好的方式指出中国的问题，并对中国的境遇和战时成就表示理解和肯定。

　　1944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从中国召回史迪威后，美国舆论掀起一阵批评中国的热潮。10月30日，《》刊登评论家鲍德温（Hanson Weightman Baldwin）的文章，认为中国虽然尚能控制局面，但其未来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史迪威事件揭示了中美合作中的问题，由于中国无法充分协助美国作战，将有更多的美国人牺牲。《》驻华记者爱金生（Brooks Atkinson）批评国民政府专制、腐败，对日消极抵抗。日本媒体乘机渲染史迪威策划从蒋介石手中夺权，企图离间中美关系。尽管如此，美国战争信息署不希望在史迪威事件上袒护国民政府，而是支持指出国民政府的不足。同时，美国战争信息署提醒本国新闻部门注意，相关报道的出发点在于促进中国持续抗战，避免对中国抗战进行负面评价。

　　对此，英国新闻部认为，史迪威事件前后，中美两国在中国军队的指挥和作战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多，并转移到中国内部的其他问题，英国通常认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只是不希望因此引起中国的不快，影响英国对华宣传工作。于是英国新闻部指示相关部门，切勿放大中美争端或站在史迪威一边，英国从来不处于向中国建言的有利位置，故应利用史迪威事件对华示好。同一时期《泰晤士报》《每日邮报》（Daily Mail）等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显得较为克制。11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刊登评论文章称，尽管蒋介石本人可能存在诸多局限，但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实现了清王朝覆灭以来最大程度的团结。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讲话称：“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颁布宪法，使我们中国在民国二十年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得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随后，《泰晤士报》刊文对蒋介石此次演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诚意领导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又获一明证，同时指出西方舆论近来对的批评主要源于既往幻想的破灭，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这一论述与薛穆就蒋介石的新年讲话呈交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内容基本一致。

　　此后，英国媒体对于中国政局多有友好报道。4月，《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刊登《中国的新风》一文称，吹过中国的新风驱散了沮丧的迷雾，令中国以新的眼光看向英国，中国的整体情况有所好转，也增加了英国公众对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内部问题的信心，英国政府在对华决策上应更具洞察力。7月，《泰晤士报》报道宋子文、王世杰分别出任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的人事变化，以及国民政府着手中苏谈判、国共谈判的相应动向，评价中国正向民主政体稳步前进。8月，《泰晤士报》社论表示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希望所在。

　　抗战后期，延安的消息不断冲破国民政府新闻检查的藩篱。斯坦因离华后，于1945年1月2日在《新闻纪事报》发表《中国的封锁之后：建立新民主》一文称，多年来终于得以自由讲述关于中国的重要故事，当他发现一个热情有力的民主新中国存在于封锁线之后，惊讶的心情或与读者类似，并指出中国能帮助盟国早日赢得战争，挽救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生命，也在寻求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法。该文迅速引起英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15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刊文呼吁盟国政府重视国共问题，致力于推动中国内部团结。

　　尽管英国朝野对中国具有一定好感，英国政府在相关报道上持谨慎态度，并通过舆论支持国民政府及其政治改革，使部分中国人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观。1945年1月，《大公报》经理胡霖与华慈会面时表示，美国的指摘对中国政府解决国共问题并无助益，他更欣赏英国的态度，英国新闻界也关注并了解国共问题，但表现得更为理性，不具有煽动性。英国新闻部判断，1944年以来，中国对英美态度的差距在缩小，英国在华声望有所恢复，这与英国在涉华舆论上应对得当不无关系。

　　英国对中国抗战的宣传与报道也促进了英国公众对远东战场和中国的了解。英国新闻部曾指出，涉华报道的重要基础在于认识到中国不是所有都好，也不是所有都坏或神秘莫测，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并首要关注自身利益，部分利益还与英国存在冲突。英国军方出于战略考虑，主张通过媒体反映中国抗战存在的问题，英国驻华记者对中国内部状况的报道也不断深入，使英国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更加多面。根据英国新闻部的舆情调研，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与苏联类似，是一种普遍的友好与同情，随着战争推进，英国公众则对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因素有所关注与担忧。

　　战时英国对华援助有限，为维护其远东利益，在对华宣传方面较为主动，或仅为权宜之计。英国外交部官员彼得森（Maurice D．Peterson）在1942年向薛穆指出，为了使中英关系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英国在宣传上能做的并不多，中国人对英国廉价的奉承评价不高，直到英国在远东拥有绝对实力前，局势不会真正有所改善，英国在远东的权力越大，就越不需要对中国甜言蜜语。战时英国对华宣传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英国真正将中国置于平等盟友地位，涉华报道的深入也未使英国认识到未来中国之于远东和世界的重要影响，从而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和立场发生改变。1945年，《字林西报》前主笔葛林（O．M．Green）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呼吁：英国公众对中国有如此多的善意，而与中国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英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记者们一直感到中英关系不尽如人意，当务之急是高层转变对华观念，正视中国的影响力，确立切实的对华政策。战时英国对华宣传固然无法弥补其对华政策的不足，但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却日益依赖宣传工作及其带来的认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