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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的冲突中，以色列的打击对象是伊朗的，这次则同时打击了伊朗的和军政高层。而对伊朗多名军政高层的打击，从某种程度而言无异于是对伊朗的宣战。目前，伊朗已有超过220人在冲突中死亡，其中包括多名高层军政领导。而伊朗则以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方式对以色列进行了烈度更强、覆盖范围更大的打击，使以色列也有数十人的人员伤亡，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甚至内塔尼亚胡的住所也成为被打击对象，迫使内塔尼亚胡被迫乘专机到希腊躲避。由此可见此轮

　　表面看来，新一轮以色列-伊朗冲突是双方矛盾激化的产物。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混乱和管控能力下降，构成了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以色列敢于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对伊朗进行打击，不仅使伊朗始料未及，也使其在第一轮打击中损失惨重，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既未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而且在以色列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后“见风使舵”，进行了默许、纵容乃至配合，但背后的本质是美国中东政策缺乏道义性、全局性，领导能力、权威信誉不断下降的产物。

　　首先是无道，主要表现为美国已放弃过去拯救中东和民主改造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转向利益优先、侧重交易的实用主义。这在特朗普最近在沙特的讲话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对此有评论指出：“冷战之后，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西方世界和资本主义秩序的领导者，并以维护民主治理、法治和公民权利为指导原则。”“然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反映了一种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已显而易见的转变：一种与以往大多数美国政府截然不同的愿景。这包括放弃自由主义秩序，质疑联盟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并拥护‘美国优先’（同时也是‘特朗普优先’）的原则。”因此，美国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高度重视，对以色列的冷淡，都是美国中东外交淡化价值观外交、重利而无道的体现。

　　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后先是进行“极限施压”，在不能迫使伊朗屈服后，便在缺乏与以色列协调的情况下转向谈判。先是在4月内塔尼亚胡访美之际，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国将绕开以色列与其主要对手伊朗进行直接谈判，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达成新的协议。特朗普5月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又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破坏美伊核谈判的军事行动。但是，在4月12日以来数轮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后，美国又突然提出伊朗核能力“清零”的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

　　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曾因普京执政后重返中东，特别是2015年军事介入叙利亚有所增强，但俄乌冲突长期化对俄罗斯战略资源的牵制，使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严重限制，而2024年12月俄罗斯在中东唯一战略支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崩溃，构成了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下降的重要标志。这也恰如阿拉伯媒体的评价所言：“尽管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无法阻止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 因为俄罗斯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巨大变化……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远比叙利亚重要得多。”

　　由于受国内发展、对外政策、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因素影响不同，沙特、土耳其在地区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它们对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斡旋调解，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重要性上升，都使其国际地位和地区地位不断上升。阿拉伯新闻网针对沙特的地位评价指出：“沙特王国在国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现代化、经济多元化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在国际上，从海湾到黎凡特，沙特都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并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着领导作用。”

　　就阿拉伯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与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更为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展开了多元合作，并在巴以冲突等地区问题上坚持自身的主张和方案。例如，2025年3月，针对特朗普“清空加沙”的奇谈怪论，阿拉伯国家通过了由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坚决特朗普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埃及和约旦等国家在美国停止援助的威胁面前也没有妥协。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沙特一直坚持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并以此作为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在最近特朗普访问沙特的过程中，沙特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说，面对以色列的一意孤行延续战争和沙特坚持两国方案的不妥协立场，特朗普已经暂时放弃、起码是延缓了推进亚伯拉罕协议的做法。